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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学泰斗萍建国初期海关曾禁进口避孕药

2018-11-06 10:16:52

人口学泰斗萍:建国初期海关曾禁进口避孕药

人口学泰斗、91岁的广州人邬沧萍接受专访。

观点:放开单独二胎将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增至6%~7%

他创办了我国个人口研究机构、个人口学系、份人口学学术期刊、个国际人口学培训机构。作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,已91岁高龄的学者邬沧萍见证了新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。1979年,他向国务院写了份人口研究报告,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;十年前,他就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座谈会上提醒,“一胎政策”是一代人的政策,2010年后可以适度放开生育二胎;2013年,中央决定启动“单独二孩”政策,邬沧萍告诉本报,“时机已到,应该有计划放松计划生育了”。

近日,邬沧萍在北京的住所接受了本报专访。年逾九十,邬沧萍依旧精力旺盛,他上午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,午休后与出版人员会面商讨出新书事宜,紧接着又接受了采访。计划生育那些事,他都经历过,研究过,时至今日,依旧在关注,仍然想推动。听他娓娓道来,中国人口为世界之,其生有序,则万物兼济;其老有安,则天下太平。文/图本报练情情实习生李圣南

1949年~1978年

次人口普查多出两亿亾

“1949~1953年这一阶段,政府对生育及人口增长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,并出台了限制避孕和妇女流产的政策,鼓励人们生育。1953年,卫生部还一度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药和用具。1954年次人口普查结果出炉,人口数远高于预期,从中央领导到学术界都提出一些节制生育的观点。但是“大跃进”及随后的大饥荒,再次改变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方向。”

:邬老师,您在香港做过公务员,在美国读MBA,解放后毅然学成归国。您当时是怎样与人口学结缘的?

邬沧萍:我是广州人,原来在广州岭南大学念经济学,在纽约大学读MBA,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统计学,拿了PHD,也是研究经济的。我在研究北京国民经济收入这个问题的时候,就发现中国跟外国差别太大了。当时全世界也刚开始研究GDP,中国那时还没人算过这个。我和在美留学生一起参加讨论会,研究中国跟世界的人均国民收入比较,发现中国跟美国整整差了70倍。中国近代经济的年份是1936年,那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才36美元,仅够在美国修一个学分的钱。当时我就已经意识到,人口太多,资源匮乏,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。

回国没多久,我就见证了新中国历史上次人口问题大讨论。1954年,我参加了次人口普查。当时大家估计中国人口只有4亿,结果查出来有6亿,已经是世界了。那时候一个妇女平均生五六个孩子。当时中国还在模仿苏联。苏联一贯主张,越是发达国家,越是社会主义,社会主义搞得好,那人口也应该增加,所以当时没有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。但很多社会学、人口学的知识分子都提出要控制人口,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,比如李景汉、吴景超、陈达、费孝通、潘光旦等。北大校长马寅初发表了《新人口论》,系统阐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,一些也表示同意控制人口增长。但遗憾的是,1957年的“反右扩大化”终结了正常的学术讨论,人口问题成了学术“禁区”,谁也不敢再碰这条“高压线”。

这样,人口就快速膨胀。以前是生得多,死得多,后来呢?生得多,死得少,平均主义,个个都有饭吃。问题很严重,一个人生六七个,第二代、第三代也这么生,就不得了啦。到80年代,生出了3亿人,都是年轻的新人口。有些人还是生育的主力,3亿妇女,一人生两个,就是6亿,一人生3个就是9亿。

1978年~2010年

从提倡一胎到只能一胎

“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。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。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。主要内容及目的是:提倡晚婚、晚育,少生、优生,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。”

:政府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人口问题?

邬沧萍:事实上,1964年,国务院就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,由国务院秘书长担任主任。我记得,1971年,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,就被联合国要求广泛参与各类问题的研讨会。这时,人口问题已经是世界三大难题之首,排在“贫困”和“污染”前面。联合国要求中国参加第三次国际人口会议。开会要准备会议材料,国家计委从人民大学临时抽调了一部分老师从事这项工作。我因为有留学背景,外语底子好,而且懂统计,就被选入了研究队伍。

1974年人口会议结束后,中央决定在人大成立专门的人口研究机构。当时,多数老师还有顾虑,不愿意继续从事人口研究,我是自愿选择留下来继续从事人口研究工作,从此与人口学结下不解之缘。

:我仔细看了1979年您向国务院写的人口研究报告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》,其中关键一点建议是“大力禁止三胎,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”。那么,对于生育二胎,您是支持还是反对的意见?

邬沧萍:1979年,我们人口所在河北一些地区做了一些实地调查,并对中国人口作了次预测。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向国务院写了个人口研究报告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》。这个报告先后被登在中央内部通报和内参上,也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后散发。

我们当时拿出的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是:千方百计杜绝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和三个以上孩子,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。然后逐年均匀地做到二十世纪末城市有一半家庭只要一个孩子,农村能有四分之一家庭只要一个孩子。

对于生第二个孩子,我们的意见是不提倡,不反对,供大家自由选择。当时这个方案,中央也考虑了,不过还是很严,名义上是提倡一个,实际只能生一个。

:从鼓励生到只能生一个,政策会不会一下子收得太紧了?

邬沧萍:说是提倡生一个,执行起来,当时的做法差不多就是“一律”了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计划生育取得巨大成就,少生了三四亿人,被称作“人口奇迹”。但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,主要从宏观着眼,考虑长远利益,而对当时个体的利益考虑不多。在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,全国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也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问题,比如现在日益严峻的出生性别比失调。

2010年~2013年

从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

“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批独生子女已经到达适婚年龄,在许多地区,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城市,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调整。符合特殊情况者,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,经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,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,其中就包括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情况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,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也启动实施了。”

:“一胎”政策,当时说是一代人的政策?

邬沧萍:是的,1980年开始,到2010年。当年采取“一胎”政策是不得已,但三十年后,政策就可以变动了。也有人说要坚持到底的,坚持几代人,坚持到我们的人口降到六七亿。这样太紧了,让人家没有选择的自由,我是强烈反对的。但是选择是要有限度的,在中国,人太多了,整个社会就承受不了。所以我们的集体利益跟个人利益要兼顾。所以我一直都很赞成照顾大家的选择,也照顾到国家的利益。

现阶段,中国的生育率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,我在中国人口战略会议上多次提出在2010年后可以适度放开生育二胎。中央也考虑过,但担心一旦放开,幼儿园、产房解决不了。但有些地方是慢慢放开了,不是一下子全放开。

根据我们现在的估计,城乡居民一对夫妇平均生1.6个孩子,要是都生两个的话,长期来说,就达到平衡了。但情况不能统一,有些人超生,有些人不孕。

:很多发达国家,生育率都很低,像日本、欧洲。现在中国的经济也发展起来了,GDP排世界第二,人们靠生孩子养老的观念也转变了。

邬沧萍:会自发少生,城市已经是这样。但农村还是穷。凡是贫困的地方,人口还是多,多生个孩子,能防老。我们现在发展还是位的,发展好了,养老就不怕。在农村,一个人养活两个人很难,经济发展了以后,一个人养十个八个都没问题。国外,人家养多少个都没问题,但还是不愿意养。我们位还是要发展生产,不能长期靠廉价劳动力,要提高劳动生产率,用很少人,生产足够的物质满足人们的需求。其他的人可以搞科学研究,搞精神文化,发展服务业。

: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,中央曾委托人民大学做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调研,主要针对放开“单独二孩”政策。你怎样评价放开“单独二孩”?

邬沧萍:“单独二孩”应该放开。市场经济要调动积极性,不计划不行的紧张的阶段已经慢慢松了。我们开了很多会,都提倡要有计划放松计划生育。

放开“单独二孩”会多生多少人?很多人也研究了,不会带来很大影响。我们现在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到5%,可能稍微会增加到6%~7%,那我们达到零增长就会稍微推迟。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实事求是的。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主张,提倡一个,杜绝三个,两个可以自由选择。

原标题:人口学泰斗萍:建国初期海关曾禁进口避孕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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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源:中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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